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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問丨沈衛榮:如何理解藏傳佛教中的活佛轉世制度?

      發布時間:2022-12-08 16:01:00來源: 中國新聞網

        在全球眾多的佛教支流中,只有藏傳佛教形成了活佛轉世制度;而“活佛”這一漢語俗稱,本身就頗具令人好奇的神秘意味。那么“活佛”的確切含義是什么?為何獨有藏傳佛教形成此種制度?由清朝中央政府制定的金瓶掣簽認定等制度,為何成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歷史定制?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沈衛榮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探討上述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為何只有藏傳佛教內存在活佛轉世制度?這一活佛轉世制度是怎樣形成的?

        沈衛榮: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的一個創舉,也是佛教于西藏實現了本土化目標的一個重要標志,它的形成與大乘佛教的菩薩信仰直接相關。

        自十世紀開始,西藏就被認為是觀音菩薩的化土,從松贊干布起,西藏的政教領袖都被認為是觀音菩薩的化身,甚至西藏傳說中創造了西藏最早人類的那只獼猴,也被認為是觀音菩薩的化身。所以,活佛轉世制度在藏傳佛教中的形成,與西藏的觀音崇拜直接相關,是藏傳佛教選擇其宗教領袖的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方式。

        稱呼西藏的轉世活佛為“活佛”其實并不很恰當,他們只是菩薩的化身,而不是化身佛。到過人間的化身佛僅有釋迦牟尼佛一人,而在人間救苦救難的菩薩化身則已無數。

        轉世活佛是佛法僧三寶于人世間的化現,是一切于輪回中受難的有情眾生的依怙,他們是被圣化了的、神人合一的宗教領袖。大乘佛教的菩薩理念是印度、漢傳和藏傳佛教中,被普遍接受和深入人心的一個信仰體系,但活佛轉世制度卻只出現于藏傳佛教傳統中,這是藏傳佛教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特點,對于藏傳佛教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轉世活佛在藏傳佛教信眾中及青藏高原區域內,有怎樣的影響力?

        沈衛榮:如前所說,轉世活佛被認為是以慈悲為象征的觀音菩薩的化身,無疑具有深厚和廣泛的大乘佛教信仰基礎。自吐蕃王朝滅亡以后,西藏地方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統一和強大的世俗政權,宗教領袖于整個西藏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西藏傳統社會治理之政教合一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罘疝D世制度的出現就是與這種西藏社會的發展狀態相應,人們迫切需要既是出世的宗教領袖、同時又具備轉輪王式的世間權威的領導者,而轉世活佛即集出世與世間領袖功能于一身,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對于政教二途的影響力越來越高。

        轉世活佛最早出現在十四世紀前半葉藏傳佛教的噶瑪噶舉派中。當時,像薩迦派等傳統以家族勢力為主體的寺院依然采用叔侄相繼的繼承制度。但逐漸,轉世活佛制度與傳統的家族繼承制度相比顯示出明顯的優勢,故被越來越多的教派和寺院采納,漸漸成為藏傳佛教各派之宗教領袖選拔制度的主流,其影響力也就越發普遍和深廣?,F在即使是在薩迦派這樣傳統采用家族叔侄傳承制的教派中,也已經較廣泛地采用了活佛轉世制度,不少薩迦派寺院和他們的教法傳承也已經出現了多個活佛轉世系列。

      西藏佛學院9名少年活佛完成小學階段學習,在拉薩順利畢業。李林 攝
      西藏佛學院9名少年活佛完成小學階段學習,在拉薩順利畢業。李林 攝

        中新社記者:為何清朝中央政府要建立金瓶掣簽制度等來對活佛轉世進行規范化管理?也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相關歷史定制建立后的施行情況。

        沈衛榮:金瓶掣簽制度是清乾隆皇帝時代制定的一項規范活佛轉世制度的重要舉措,是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政教事務行使管理權的標志性措施。

        乾隆皇帝本人雖然尊崇藏傳佛教,但作為大清的皇帝,他并沒有因為個人的宗教信仰而影響了他對西藏政教二途的有效統治。在他那篇今天依然立于北京雍和宮內的著名碑文《喇嘛說》中,乾隆皇帝對喇嘛和藏傳佛教的歷史做了很學究氣的考述,讀來十分有趣。他很嚴厲地批評了元代蒙古皇帝曲庇諂敬番僧,認為他們一味姑息、縱容,以致喇嘛們“怙勢恣睢,氣焰熏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而大清王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今天看來,藏族、蒙古族和滿族共同的藏傳佛教信仰不但是維系這幾個民族之間親和關系的紐帶,而且也是大清王朝有效治理其西北和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重要助緣。

        鑒于當時西藏和蒙古地區的活佛轉世制度出現了很明顯的不合理合規的亂象,有活佛“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乾隆皇帝下決心要進行整治,“茲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以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边@就是金瓶掣簽制度的由來,它在本來基本上是一種宗教行為、由寺院僧人主導的活佛選舉制度上,增加了政治權威的直接干預,使活佛選舉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了中央王朝的政治領袖的手中。

        無疑,金瓶掣簽制度的制定是清中央政府以政治權威規范藏傳佛教在西藏、蒙古等地區之活佛轉世系列選舉的重要舉措,對改革和重整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的規范有積極作用。自乾隆時代開始,一直到中華民國時期,金瓶掣簽制度逐漸成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的歷史定制,即使是像達賴喇嘛這樣最高層級的活佛轉世,也要通過中央政府以金瓶掣簽的方式最終決定其轉世靈童的選擇。這也是我們今天依然強調藏傳佛教活佛轉世應該采取金瓶掣簽制度的歷史依據。

      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館內一投影影像展示了用于金瓶掣簽的金奔巴瓶。江飛波 攝
      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館內一投影影像展示了用于金瓶掣簽的金奔巴瓶。江飛波 攝

        中新社記者:十四世達賴喇嘛曾宣稱他可能轉世為植物、外國人,甚至不再轉世等,對此您怎么看?

        沈衛榮:早在197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就曾在一次接受德國《明鏡》周刊的訪談中說過他或將是最后一位達賴喇嘛。他說他以后不想再轉世為達賴喇嘛了,而寧愿轉世為一朵花、一個植物等等。這是他在當時比較絕望的心態下說出的一段話。在流亡生涯的前二十年,達賴喇嘛未能在國際社會得到足夠的注意,當時他的政治和宗教生涯顯得前途渺茫,所以他說他不愿意轉世為達賴喇嘛了。以后,達賴喇嘛又多次改變了想法,提出了多種轉世的方式,表現出他對自己前途的各種糾結。例如他說過要轉世為外國人、女人,或者同時轉世為多人,甚至他也曾提出過要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挑選一位成年人作為他的轉世等等,這或都是因為他很明白不管他以何種狀態和方式轉世,都可能引發各種政治的或者宗教的爭議。

        按照大乘佛教的義理,只要輪回不空,菩薩們都是要重新回到情器世界,救度眾生的。作為觀音菩薩的化身,達賴喇嘛自然應該回歸世間,救苦救難。無疑,他的轉世是不能用民主選舉的方式來決定,也不能推舉一位成年人來擔當。

        中新社記者:在當今社會中,應該如何理解活佛對于藏傳佛教及其信眾的意義?

        沈衛榮:當下人們常常把藏傳佛教的上師們都稱為“仁波切”,曾有傳言說北京朝陽區就有十萬甚至三十萬的“仁波切”,并以為他們都是轉世活佛,但其實,不是每位喇嘛和上師都是“仁波切”,也不是每位可以稱“仁波切”者,都是轉世活佛。每一支轉世活佛系列的形成,都有一個特殊的緣起和較長的歷史過程,對他們的認定需要有一個合理合法的宗教程序,并不是可以隨意建立的。目前,國家對一般的轉世活佛有嚴格和統一的認證制度,有效地管理活佛的轉世程序,杜絕了真假活佛滿天飛的亂象。

        轉世活佛對于藏傳佛教及其信眾的意義建立在大乘佛教的菩薩信仰基礎之上。如果這些轉世活佛和仁波切們不但是如理如法地挑選出來和得到正式認定的,而且其行儀風范和事業宏化也確實顯現出菩薩的品質和能力,那他們就能夠利益廣大信眾,對藏傳佛教于今世的弘傳和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相反,要是那些自稱是仁波切者,或者那些被人推戴為仁波切的轉世活佛,其實并不具備菩薩慈悲為懷的發心和救度眾生的無上愿力,而且也沒有成為轉世活佛的歷史依據,是一些冒牌的假貨,是受世間八風左右的追逐聲名利祿之徒,那他們不但無法自利利他,而且必然會給藏傳佛教于當世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廣大善男信女們應該對這樣的假活佛們保持高度的警惕。

        近年來,國家尊重活佛轉世這一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期待藏傳佛教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財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嚴格地規范活佛轉世制度,杜絕假活佛的出現,讓藏傳佛教于民間的傳播保持在理性和合法的軌道上。

        受訪者簡介:

        沈衛榮,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講師(1979–1990),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系博士(1990–1998)。歷任哈佛大學印度梵文研究系合作研究員、德國洪堡大學中亞系代理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外國人共同研究員、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客座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漢藏佛學研究中心主任。2013/14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蒙古學研究會副會長。專業方向為西藏歷史和漢藏佛教語文學。代表作有《西藏佛教歷史的語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想像西藏》(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大元史與新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和《從演揲兒法中拯救歷史:元代宮廷藏傳密教史研究》(中華書局,2022年)等。

      (責編: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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